自3月21日山西省纪委、组织部联合发布260名各市、县(市、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后，记者拨了33部手机，接通率不到四成，接线日《新京报》)
官员之所以不肯揭露电话号码，就怕接听打扰电话，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现实问题。此番山西两部分揭露换届热线具有显着的指向性，即便利群众监督换届作业，疏通告发、投诉途径，但从注册首日接到的来电看，反映换届选举问题的来电几乎没有，大多是一些与主题无关的电话。
将晋城市组织部长范丽霞接听的50个电话归类一下，大致有这么几种：一对错统辖规模的投诉多，比方拖欠工资、征地拆迁等；二是电接通后对方不说话；三是省外电话为主。她以为疏通信息途径，行动挺好。仅有的坏处是，打扰电话多，挺影响作业。弥补一句，除掉这三类电话，还要加上记者拨打的试探性电话。
我以为，将此类电话一概称之为打扰电话不当，拨打者一般不会无事找事、空耗话费去拨打不相干的电话，他们更多地是出于猎奇或许为了求证此举是否做秀才去拨打的。他们不关心对方的应对，只在乎手机是否通。由于经历告知他们，此类亲民行动大多流于形式，为德不卒，因此喜爱较真的人就会一个电话打过去，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接，是不是书记、部长亲身接。当承认有人接后，他们就会一言不发挂掉；如承认没人接，就会愈加深信此前的知道：做秀是也。
惋惜的是，记者随即拨打的33部手机，接通率的确不高，还不到四成，这与此前民众的知道非常共同。留意，这仍是注册首日，接通率就如此之低，接下来呢？一旦书记、部长们接听到的打扰电话一多，关机的是否就越来越多呢？这样，一桩本来旨在疏通民众监督途径的善政又会再次成为遭受民众责备的做秀工程，进一步下降政府的公信力，添加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那又何必呢？
当然，我不肯意看到这样的成果，故在此给山西省的纪委书记、组织部长们提一句醒：请在打扰电话的“打扰”两字上加个引号，将“打扰”理解为“监督”，全称应是“监督电话”。凡不是为反映问题给揭露手机号码的官员拨打电话的并非真想打扰他们的作业和日子，实乃将电信途径当成了试金石，检测一下官员承受大众监督的诚信度。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他们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行使对官员的监督权无可厚非。官员已然有勇气揭露手机号码，就要做好承受此类不寻常监督的心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