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一个叫年广久的小盲流和邻居学会了炒瓜子。乘着改开的春风，这个小盲流的“傻子瓜子”生意越做越火，也驰名天下并最终把“傻子瓜子”这个商标写进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史料。
但如果今天有喷子穿越到正在炒瓜子的年广久身边上蹿下跳，问他为什么在这搞没啥技术上的含金量的炒瓜子卖瓜子，而不是走技术道路，去研发亩产十万斤且好吃顶饱的转基因瓜子进而占领国际瓜子市场。此时一旁忙于炒瓜子的年兄若是多看这脑子被电门夹了的傻子一眼，那便是输了。
投机喷子上蹿下跳，让PC界的巨头联想卷入了一系列的舆论风波，而关于联想早年走“贸工技”道路还是“技工贸”道路这种无意义的争论也沉渣泛起。
而另一家民族企业—华为也日常被拉来做对比，比如与柳传志有宿怨的倪光南院士就曾表示，华为正是因为走了“技工贸”的道路，所以才取得今日之成就；联想近年来陷入瓶颈，也是因为当时选择走“贸工技”的道路而没有核心竞争力，才有今日之困境。
事实上，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无论是华为还是联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起家时期，都是做贸易加工而发展壮大的，研发技术这些事只能往后靠靠。
联想的起家过程此处不多表，1994年联想在内部曾发生过到底是要走“贸工技”还是“技工贸”路线的争议，柳传志主张是先搞好贸易销售，再徐徐图谋在技术上占据一马当先的优势；而担任联想总工的倪光南则认为要先搞技术探讨研究，然后才能做好市场销售。最终这场路线斗争以柳传志的胜利而告终，而到今天联想不仅将外国厂商挤出中国，而且成为全世界市场占有率最大的PC厂商。
另一边，在华为的草创期任正非也并不轻松。虽挂着“技术公司”的牌子，最初却是靠贸易维持。任老板靠着代理交换机赚取中间差价，此时华为甚至连加工活都不能做，这技术上的含金量还赶不上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厂。为生存，华为还卖过火灾报警器和减肥药。处境艰难时，任正非甚至还动过卖墓碑的心思。正是靠着贸易积攒的第一桶金，华为才能够生存下去。
有了这些家底，华为才开始更多的从事加工和研发技术中。而在华为进入电子领域时，曾被质疑过所开发的网络路由器、交换机等产品设备与当时的业界巨头思科的产业设备颇为相似，双方甚至曾经撕破脸皮闹到对簿公堂。
2006年在公司的内刊中，华为曾尖锐地指出自己迄今为止没有一项原创发明，此时华为的研发能力并非强项。该年华为已经是全球电信设备商的前10名，而距离华为建立已逝去了快20年。
当时也有标榜“技工贸”路线的高科技企业，曾经国内电信四大巨头“巨大中华”中的巨龙和大唐曾用巨额资金押宝技术，甚至在行业标准上与国外巨头掰手腕，而这两家企业今日何在？可以说，无论是华为或联想还是那一代中国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无一例外都是靠走“技工贸”道路而兴旺发达的。
柳传志与倪光南关于“贸工技”与“技工贸”道路之争，也体现出企业家和工程师的两种思维差异。
对于企业家来说，盈利是企业的目的，成本是决定盈利的核心指标。企业的经营者最关心的是自己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如果商品卖不出去，那么之前所有的行为都毫无意义，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风险由企业家自行承担，而从事技术开发的工程师未必能够对此深有体会。
从某种程度上看，工程师的思维简单直接。技术思维有利于高效解决实际问题，他一言道破公司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技术创新，但工程师思维在商业环境下则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虽然很一身本领但是确实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
企业运营要考虑时代发展、政策背景、技术、资金、人才储备和投入产出比例等很多因素，这一些因素最终落脚到产品的竞争力上，而技术仅仅是需要仔细考虑的因素中的一个。
这也正是90年代柳传志反对联想自主研发芯片的原因，自主研发的芯片当然可以，但这种成本是当时财力并不阔绰的联想不易接受的，企业的第一核心原则是生存。
正值华为艰难到要调研墓碑行情之时，任正非老板的脑子里琢磨的也是让华为壮大活下去，而不是孤注一掷押宝高科技产品研究开发。任老板当然明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个道理。
从代理电信设备到制作电信设备再到深入各方面研发甚至自主研发芯片和操作系统，华为由贸易到加工再到研发，真正将“贸工技”这条路走通，这才是华为的成功之道。而联想的困境就在于他从“贸”到“工”，并未向“技”继续前行。联想的研发经费占出售的收益比不足3%，相比于科创板12%平均数有很大提升空间，更是远低于华为的15.9%。
联想的困境在于他在成长为巨无霸企业之后不思进取，因此这些年的困境也是在所难免。作为巨轮舵手的柳传志责无旁贷，但这并不能否定柳传志作为优秀企业家的存在。
正是因为柳传志的存在，联想才能由小变大并屹立不倒。众所周知，中国大规模的公司的寿命只有7-8年，而小微企业的寿命仅有2.5年。不知道与联想和华为同时代中有多少企业连贸易和加工都玩不明白就已经倒闭，就更别奢谈在技术领域做进一步突破。
有趣的是，既然在投机喷子眼里，曹德旺是优秀的企业家。那么请问福耀玻璃比联想掌握了更多的先进核心技术么？还是企业规模做的比联想更大？照此看来，执掌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不应受到批评指责。因为在胡搅蛮缠的喷子逻辑里，柳传志更应该被看做是优秀的企业管理者。
究竟要走“贸工技”道路还是“技工贸”道路，对于改开初期的中国来说，这并非是一道很难的题目。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极左流毒仍在肃清。此时中国经济实力并不强大，1979年中国的GDP仅有4000亿元出头。而人均GDP更是仅仅只有417元，这一个数字不仅低于印度，甚至低于非洲的毛里塔尼亚和苏丹。
而中国的农村则更加贫穷，1978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为97.5%，此时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贫困人口，你能够要求一群如此贫穷的国民去与富足的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竞争么？
除却经济领域的差距，此时的中国在科技领域也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尤其是在IT领域，几乎能说所有的核心技术皆出于美国。从芯片、操作系统、部件技术，再到存储器、网络和周边设备均处于领头羊。这些连欧洲和日本都不能与其抗衡，更不必说落后的中国。
在人才储备领域，197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才开始走上正轨，197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8.5万人，同期印度高等教育毕业人数超过300万。从人才储备上讲，当时的中国相比并不先进的印度也有较大的差距。
上世纪70年代末，刚刚开放的中国才开始融入国际市场。由于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水平以及人才储备的差距，此时的中国并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上游，因此也不能够孕育出技术领先的国际化企业。
虽说此前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自力更生建设起一批产业，但这些产业未必都能适应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冲击，与先进企业的竞争力差距也被越拉越大，最终一部分也免不了破产倒闭的结局。
因此，从贸易加工做起，实际上也是学习和补课的过程。改开初期的中国的企业管理者需要去学习太多的东西，无论是当时身处中科院的柳传志或刚刚转业的任正非，计算投入产出、学习控制成本、如果扩宽市场和搭建渠道，这些市场经济下司空见惯的游戏规则与商业技巧是那一批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家需要一同学习的。
企业发展有其规律，不同的阶段要干不同的事，采取不同的策略，“从零到一”需要“贸工”去学习规则并发展壮大、而“从一到十”则需要技术的推动。还好华为和联想在建立之初就坚定不移的走“贸工技”路线，在市场经济激流里中流击水，否则今日中国就将失去这两家伟大的企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