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商业思想”，商业思想具体来看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一定是先天带来，而是通过对过去环境的总结和对过去商业思想的继承、升华得来的。
30年前我国的经济大环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期阶段。换言之，30年前是卖方市场，消费者刚刚摆脱了“凭票购物”的时代，物资匮乏，各行各业充斥着大量的空白市场，还可以说在当时谁能够比较快速地组织生产要素、谁能够比较快速地推出产品、谁能够比较快速地把产品交付到消费的人的手里，或者说谁能够高效率地运作谁就能赚到钱。
在那样的时代里管理好、效率高就等于效益好。所以就有了30年前大等于强的说法。那时候任何一个行业的选择成本和选择风险都非常低，企业所面临的的竞争也非常少。在那样的环境下经营可有可无，只需要把自身的管理提高就能够迅速发展。
就像一棵生长在适宜环境里的树。不用考虑土壤肥不肥沃，也不用考虑会不可能会受到其他树木对养分的争夺，更不用考虑结出来的果子是不是香甜，它只管生长，长得越大就越强壮。
前面我们已说到了30年前的市场环境，当时市场的基本情况是消费的人的需求量远远大过企业的生产量。消费者的需求市场几乎是空白的，在那样的环境里，只要企业能够生产出产品，就会有人需要。
那么，一个企业的规模越大，它能生产的产品就越多，同样，它的出货量就越大。在那个供远远低于求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产量越大，利润就越多。一个企业所得到的利润是与它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成正比的。即使是这个企业的利润率比别的企业稍微低一点，它的利润依然会很高，是因为这个企业整体规模大、产量大。
1937年出生在安徽芜湖的年广久，童年时光过得特别艰辛。新中国成立后，年广久开始在街上摆摊做些小生意。1963年，他还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一年。出狱后的年广久开始炒瓜子、卖瓜子维持生计。
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未开放，年广久一直都是在偷偷摸摸地卖瓜子，他的瓜子事业也一直潜伏在地下。他每天晚上炒瓜子炒到凌晨，睡上两三个小时，就开始把瓜子分包装好，等到中午和晚上，人们下班的时间再偷偷拿出去卖。有人过来买一包瓜子，他还会再抓一把送给人家。久而久之，年广久在落下“傻子”称号的同时，他的“傻子”瓜子也跟着出了名。
到1976年的时候，年广久已经赚了100万。炒瓜子的规模也很快由他一个人的小作坊发展到了拥有100多个工人的大工厂，这在当时堪称是壮举。
规模扩大后，年广久便降低了瓜子的价格，每斤瓜子只赚一毛钱。价钱虽然低了，但是瓜子的销量上去了，年广久的瓜子厂获得的利润反而更大。
年广久凭借着企业规模大、价格低的优势，占据了大部分市场。即使其他人也卖瓜子，却没有他挣得多。年广久曾说：“你的，我的，但是你不如我走得快，因为我实力强。”
年广久的企业未来的发展历程也向我们证实了，改革开放的前30年时间里，企业的规模和利润之间完全不矛盾、不冲突，而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所以，这时候的企业只要做大了，就能够说是做强了。
在改革开放前面30年里，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特点：当我们的企业做大了之后，往往会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那些不存在什么风险的机会会使企业变得更大、更强，越是强大的企业面对的发展机会就越多，这对公司的发展来说通常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从年广久因“傻子”瓜子入狱，到两次被点名，充足表现了只有企业规模大才能得到更大、更多的发展机会。
卖瓜子卖到100万后的年广久，将工厂规模扩大到了100多人。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很多人纷纷指出，他这是在搞资本主义剥削，各个部门、机关也开始介入调查，甚至有人将年广久的事件写成报告上报到了中央。就这样，小小的“傻子”瓜子竟然惊动了！
1984年10月22日，针对此事发表讲话:“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员会议上的讲话，《文选》第三卷91页)
有了领导的支持，年广久的工厂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傻子”瓜子也在全国出了名，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没过多长时间，“傻子”瓜子便卖到了上海，并在上海开设了销售点。1986年，上海话剧团还将年广久卖瓜子的事情专门排演成话剧，名字叫《傻子进行曲》。年广久的瓜子事业也越做越强，越做越大。
三十年前，中国市场上还没有特别大型的企业，只要有企业做大，必然会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企业，所以一旦企业做大，就会得到国家和各个地方给予的支持，公司发展起来的机会也会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