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苔干、邳州白蒜、邳州石膏、邳州板材……”早已广为人知，“邳州炒货”由政府牵头、设计统一标识，则是2020年的事；提出做大做强“邳州炒货”、形成品牌效应，是吴卫东同志主政邳州之后。在此之前，邳州炒货由发轫到蔓延全国各地城乡、并逐步为全国人熟知，形成地域品牌概念，已历四十余年。
炒货作为零食，在邳州，历史渊源悠久，文化积淀深厚。邳州人有过农历“二月二，龙抬头”之“龙头节”的传统习俗，这一天，大人小孩要理发，大人要早起床，把瓜子、花生、玉米、黄豆、蚕豆之类的小食品炒好，并要用草木灰在门前空地上遛好褶子，示敬龙王和土地，祈求龙王土地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稔。一般的农家，炒这么多东西，只是在二月二这一天，除了致敬龙王和土地神，多炒出来的，可以吃当天和以后几天。也有少数农家颇有生意头脑，种田之余，花生、瓜子和蚕豆之类的长年炒，赶四集、遛八乡，换来年头到年尾零花钱的细水绵长。
邳州人指行为业做炒货，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后的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策有了松动，农民的活动范围不再受限制，一些不满足于仅仅吃饱肚子的农民开始把目光投向城市，他们，要去人群聚集的地方寻找更好的挣钱、谋生方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的零食还是很单一的，除了新鲜的水果之外，糖果、花生、瓜子，是大多数地方人们干货零食的三大件。有着干炒传统的邳州人，第一次迎来了干炒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沂河、武河、分洪道，历史把干炒输出的机遇留给了地处苏鲁交界处的邹庄铁富两个镇。邳州外出炒货从业者主要集中于邳州的邹庄、铁富两个镇，关于它的发源地说法不一。有人说发源于邹庄镇，有人说发源于山东郯城县的重坊镇，也有人说发源于铁富镇，具体是谁第一个把炒货经营到大城市的，还需要详加查询。不过，有一点是能确定的——邳州炒货由乡村闯城市、并逐步蔓延全国，确是发端于邹庄、铁富、重坊这三个互相接壤的乡镇。
据张士伦先生2016年12月的调研，邹庄镇农民外出炒货始于1979年，当年秋收后，邹埠村五十多岁的邹训生带着邹为运、邹芳胜、邹英文、邹训田、骆洪远、骆洪永、邹大亮7个人，怀揣50元4角钱，骑着4辆破旧自行车，一路讨着饭向大上海闯去。到了上海后，他们先干了三个月搬运工，然后把出苦力挣的钱集中起来，在上海一个农贸市场的角落里租了一个摊位，垒锅炒货。这一年他们每人分了600多元钱，春节回家过了个肥年。当时的600元，盖三间砖瓦房加上过道和院墙也还有结余。受他们进城谋生成功的影响，1980年春节过后，邹埠、韩家、刘沟、沙埠等村，同时外出炒货的就达360多人。
城市有市场，城市人有购买力，这是第一代邳州炒货人的共识。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从铁铲铁锅人工炒制到机器加工办厂兴业，从手提肩挑蹲市场守马路到门面店、专卖连锁和电商经营，从单一的瓜子花生到种类非常之多的小包装食品和各色坚果，由上海而逐渐遍及其他各大省会城市，再到地级市、县城、乡镇，邳州炒货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每一步发展都是中国经济快速的提升的一叶见证。
“一把铲子一口锅，炒货炒遍全中国”，一直到二十世纪末，邳州炒货的售卖方式还是以守马路、蹲农贸市场外为主，经营品种也不是很丰富，主营的还是瓜子花生蚕豆板栗等；加工工具还多是铲子和铁锅。2000年始，由于各地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收紧，邳州炒货逐渐结束了摆摊经营的历史，开始门面店经营，铲子铁锅躺进角落，取而代之的是用气用电的清洁环保的炒货机。
1980年到1990年，是邳州炒货在外发展的钻石十年。这十年间出去经营炒货的，就没有不挣钱的，虽然风吹日晒，但钱挣的相对容易。这一个阶段，邳州炒货主要在江浙沪一带“江南”发展。经营的品种虽然单一，但货卖得快。那会儿还没有普及电子秤，秤盘子里多点少点都是功夫。雇人卖货那会儿就开始了。
1990年到2000年，能够说是邳州炒货的黄金十年。炒货品种开始增多，一些有眼光的炒货人开始向固定摊位和门面店搬迁，逢年过节雇人卖货已成常态，很多人过年回家时整麻袋的往家带钱。
钻石、黄金这二十年，大部分邳州炒货人还是回乡过春节的，尽管回来的晚一些；钻石、黄金这二十年，大部分邳州炒货人五月一前后回家，陪老人孩子过上几个月，小孩秋季开学前后再一次开拔，过得像候鸟一样。
2000年到2010年，是邳州炒货的白银十年。由路边摊、市场摊到门面店，由单一的瓜子花生到各色坚果，邳州炒货的经营品种慢慢的变多、越来越齐全。也是在这一个阶段，邳州炒货迅速向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辐射；也是在这一个阶段，邳州炒货人广泛学习没有接触过的炒货加工方法；也是在这一个阶段，有人开始建炒货加工厂，给各个摊点和门面店铺货送货。
2010年到2020年，是邳州炒货的青铜十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慢慢的变多的人加入炒货队伍和电商的冲击，邳州炒货人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拓宽。从东北到海南，从青海到福建，几乎每一个县城、每一个人口较多的乡镇、每一条街道，都有邳州炒货人的摊点或门店。瓜子花生不可或缺，但已不再是主打，挣钱更多的，是那些动辄几十元上百元一斤的各色坚果；店铺窗明几净，食品包装精美，几乎每一个门面店都是一个专业超市的缩影。在这一个阶段，一些做得比较大的炒货人开始回乡建厂，注册自己的食品商标；在这一个阶段，有眼光、受过高等教育的“炒二代”们，则以新的经营理念，努力把炒货生意做得“高大上”——直播卖货、电商经营、合伙、连锁、加盟……曾经像一个乡下姑娘的“炒货”，经历着未曾想象的憧憬。
白银、青铜这二十年，相当一部分邳州炒货人过年已经不回老家了。一是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早已在所在的城市买下了门店房和商住房，老人小孩早已接了过去；二是因为越是节假日生意越好，实在是难以分身。对于租房经营的来说，房租年年看涨，旺季舍不得歇业，淡季关门一天也是损失。
据统计，截至目前，群众外出经营邳州炒货已达1.3万余户，近5万人，约占邳州农村人口总数的10%和农村劳动力的30%，并带动周边地区城乡从事邳州炒货业人数数万人，零售门店4万多家，遍布全国各地，年销售额占全国坚果炒货行业销售额的15%，并成为三只松鼠、来伊份等品牌的产品加工供应商。
然就整体发展状况看，风风雨雨四十余年前后，邳州炒货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就实体店而言，好的长风破浪，差的卷铺盖回家，中间相当一部分觉得市场低迷。以武汉杭州为例，相当一部分在武汉杭州经营了二十余年的炒货人因为市场拆迁而失去了再择地重新开店的能力和时机——一是市场饱和，二是房租太高；尽管已积累了一定财富，还是要迫不得已重新选择谋生方式。
就经营方式而言，摆摊，门店，电商，工厂加工配货，零售批发……等形式共存。在广东东莞等地，还有一部分炒货人没固定摊位和门店，他们在租住房炒货，每天下午五点钟左右用车子把炒货带到允许摆摊的地方出摊，凌晨再赶回租住地，年年如此，天天如是。门面房租费倒是省了，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唯自知。
就门店经营收益而言，西北、东北，像陕西山西内蒙古一带整体好于江南。这里面的原因其实不难分析——江南一带商超密集，电商发达，很多炒货进入了超市；而东北西北的一些地方地广人稀，人口聚居的一些乡镇县旗，反倒更利于发展实体店铺经济。
针对邳州炒货“大而不强、散而不整，有口碑少品牌，融资渠道匮乏”的现状，邳州市委市政府积极动员部署打响“邳州炒货”品牌，推动邳州炒货行业做大做强。
一是强化炒货“根据地”建设。邹庄、铁富两镇党委政府积极对接邳州炒货行业——
邹庄镇建有炒货一条街；铁富镇建设占地500亩规模的炒货产业园，线平方米的炒货电商园，为网络销售提供利便，着力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二是积极为炒货从业者拓宽融资渠道。邳州农商行开展“四专”服务支持炒货行业发展——专项政策支持，实现精准投放；专项产品支持，实现量身定做；专项活动支持，实现服务上门；专项人力支持，实现及时沟通。
三是规范炒货门店品牌建设，精选炒货门店先期授牌，以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以点带面，从而全面打响“邳州炒货”品牌。
勤劳致富的邳州炒货人关心着家乡的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建设，家乡发展取得的任何成绩他们都为之自豪。修桥铺路，安装路灯，乡村人居环境提升，有炒货人的情意；疫情期间，捐款捐物，炒货人留给乡亲扎实的感动……
多才多艺的邳州炒货人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上过央视“星光大道”的梅红莲，自己作词谱曲《家乡在邹庄》的刘明刚，写散文诗歌、十多年出了十多本书的马浩，在湖北黄石一边炒货一边写新诗的刘勇，炒货山城重庆、以文字为友的曹加宝，在武汉卖炒货之余写写散文的冯淑萍……平凡的生活中，他们，以朴素的情怀，演绎着永不低头的人生。
“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生可能如此，很多事物也可能如此。
已历近半个世纪的邳州炒货，跌宕起伏、曲曲折折，中有很多很多精彩的人事可写；若有有心有力人，写一部《邳州炒货史》，想来一定大为可读和有趣。今肤浅匆忙、堆叠三千余字，以期抛砖引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