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年广九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而又充满争议的人：从偷偷摸摸卖瓜子的小商贩，到“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和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曾三次被在谈话中提及，他的经历几乎贯穿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他的名字也因此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30年过去了，曾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的年广九已年过古稀，但他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淡出人们的视线。他仍然戴着标志性的印章戒指，习惯性地抽着香烟，梳理着整齐的头发，精神矍铄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只有脸上的皱纹和老年斑，显露出岁月流淌过的痕迹。 “我赶上了好时候，成了长大的‘资本主义尾巴’！” 见到年广九，是在安徽芜湖市中心广场的一家略显陈旧的“傻子瓜子”连锁店，一张年广九张开双臂的大幅彩照被挂在了店内最醒目的位置。 在年广九的办公室。 记者：你是从何时开始卖瓜子的？ 年广九：我有做生意的天赋，10多岁就开始靠卖水果持家。但那时政策环境不好，做生意真的很难，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还被戴上了“投机倒把”的帽子关了一年……后来我又因为卖板栗被关了二十多天，直到1972年才开始偷偷摸摸地卖瓜子。 记者：那时的生意怎样？ 年广九：我第一次卖瓜子是在电影院，只用了1.2元的成本，当天就卖了5块钱，赚了3块多……因为我卖的瓜子质量好，分量足，生意越做越好，几年时间我就赚了100多万……我赶上了好时候，成了长大的“资本主义尾巴”！ 记者：那你炒瓜子的诀窍是从哪儿学来的呢？ 年广九：我卖水果的时候，一个邻居见我家生活困难，就教了我炒瓜子的手艺，成了我师傅。这么一个好人，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被逼死了。唉！逼死就逼死了，想追究责任都不知道找谁！ 我卖瓜子的时候，别人买一包，我就会另抓一把给他，他要是不要，我就硬塞，所以别人都叫我“傻子”……后来我想给自己卖的瓜子取个名字，想来想去，干脆就叫“傻子瓜子”得了！ “的三次谈线年代末期，被称为“万元户”的商贩在全国还很少，但已经是百万富翁的年广九并不满足。1979年他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生意越做越大，雇佣的工人慢慢的变多，但麻烦也随之而来。当时政策允许的雇工人数是不能超过8个人的，超过了就是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但我在1980年前后就雇了好几十人，所以地方政府就要求跟我搞合伙经营，限制我的发展，还有人诬陷我贪污…… 记者：那问题是如何来解决的呢？ 年广九：是的三次谈话救了我，也救了“傻子瓜子”！1980年在一次谈话中说对“傻子瓜子”带出的问题要“放一放”“看一看”；1984年他又精确指出“傻子瓜子”的发展伤不了社会主义，我这才“因祸得福”，解决了雇工问题；后来在南方谈话中又提到了我，实际上这是对个私经济发展的再一次肯定。 （事实上的谈话“救”出的“傻子”远不止年广九一个人。当时全国的工商户已有逾10万之众，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由此迎刃而解，年广九也因的三次提及而成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人物。） “到年销售能达到20亿元的时候，我有可能可以退休了！” 随着雇工问题的解决，年广九的“傻子瓜子”迎来了一段发展的“黄金时间”。据年广九介绍，目前“傻子瓜子”专卖店在全国有上千家。后来随着炒货行业中的“洽洽”“小刘”等品牌逐渐强大，再加上家族内部也出现了经营理念分歧和商标权纷争，“傻子瓜子”风波频生，不甘人后的年广九仍在古稀之年为“傻子瓜子”奔波劳碌着。 记者：目前“傻子瓜子”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年广九：现在我两个儿子都有他们自己的公司，全家有上千个专卖店；我的生产基地主要在河南那边，由妻子在打理，我就一个人守着芜湖的这家店，也不用讲什么排场，生活上最简单，非公有制企业创业几乎都靠节约起家。 记者：为什么“傻子瓜子”都是靠专卖店，而不是像另外的品牌一样进超市和商场呢？ 年广九：我们采取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一来这是“傻子瓜子”一贯的经营方式，再则资金安全也更有保障。我做这么多年生意，从来没欠过银行一分钱。 记者：你对未来还有什么期盼吗？ 年广九：改革开放30年了，现在的经营环境和政策环境都好了很多，我只要诚信经营，合法利益就能得到保护。以前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能把生意做好，以后发展就更有希望了，到年销售达到20亿元的时候，我有可能可以退休了！ 新华社记者何宗渝周相吉汪延 (新华社安徽芜湖10月22日电)
